图为被枪击后的李鸿章。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 作者：王树增（军旅作家）
李鸿章被日本刺客击中
1895年2月17日16时，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，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。
军力数倍于日本，要地却相继陷落，清廷顾不上“天国颜面”，决定派人去日本议和。令日本人大吃一惊的是，清廷派来的议和代表居然是一个英国人！英国人崔德林当时供职于天津海关。清廷为了显得“正式”，授予了他“头品顶戴”，可崔德林刚到日本，就被日本人更正式地“限期离境”了。清廷决定派两个真中国人去，户部尚书张荫怀和兵部右侍郎邵友濂到达日本，然而这次日本人说他们不具备议和的“全权资格”。清廷无奈，宣布对因甲午战败而被革职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“加赏黄马褂”，命为议和的“全权大臣”。因李鸿章声言绝不用日本人的任何东西，于是，侍从为他带上了中国粮肉和蔬菜，连做饭用的全套厨具和吃饭用的桌椅都带上了。同时携带的还有李鸿章专用的红顶八抬大轿。1895年3月14日，李鸿章和他的无数行李一起从天津出发前往日本马关。
日本人安排的谈判地点是春帆楼。在世界近代史中，中国称之为《马关条约》的，在日本被称为《春帆楼和约》。
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苛刻得吓人：日本占领山海关、天津、大沽口。山海关到天津的铁路归日本管理。停战期间日本的军费由中国支付。同时，日本人威胁说：如果清廷不答应条件或者拖延谈判，仍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就要发起全面进攻，进攻天津、直隶，最后是北京。
李鸿章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。
这时，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：李鸿章被一名日本刺客的子弹击中，在日本的国土上倒下了——1895年3月24日下午，李鸿章的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，大街两旁挤满了观看“中国大员”的日本人。当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时，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，这人冲到李鸿章的红顶大轿前，左手抓住轿杆，右手举起手枪，对着李鸿章开了一枪，然后迅速逃离现场。李鸿章瞬间满脸是血，昏倒过去。
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“大感震惊”。首相伊藤博文、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李鸿章的行馆，天皇派来了御用医生，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。
李鸿章被擦去血迹，检查伤势。
子弹在左眼下一寸，卡在脸部的骨头缝里。没有医生敢在李鸿章的这个部位下手术刀。李鸿章给朝廷发去的电报只有六个字：“伤处疼，弹难出。”
清廷的最高谈判代表在日本被刺，这令骄横的日本人陷入了尴尬境地。日本政府担心的是：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回国，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，一旦引出其他强国的干涉，那么日本对中国的要求将不得不大为让步。出于对后果的担心，日本政府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。刺客果然“很快”被抓到了，日本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：小山丰太郎，21岁，极端爱国分子。而审讯后的判决更是草草：蓄意杀人未遂，无期徒刑。为了表示在刺杀事件上的“清白”，日本政府立即宣布“无条件停战”。
李鸿章没有回国。日本人随即提出了一份“和约底稿”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两亿两；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、台湾、澎湖；过去中日间各项通商条约重新制定。
■《马关条约》中，给日本人的赔款
竟是清廷年财政收入的三倍！
此时，清廷内关于答应还是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吵开了锅。于是，发给李鸿章的每一封电报都冗长而虚空，既没有说接受，也没有说不接受，都是“著李鸿章酌量办理”这种模棱两可的空话。这样为难的处境李鸿章不止遇到过一次。如果采取强硬立场，坚持维护清廷的一切利益，后果只能是中日战争继续扩大。以当时清朝军事状况而言，结果只能是东北被日军全面占领。而如果答应对方的条件，清廷主权和财政的损失也是巨大的。两害之中取其轻，这永远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惟一的选择。
4月10日下午，受伤后的李鸿章回到了春帆楼的谈判桌前。他刚刚坐下，伊藤博文就说：“中堂只能回答允或不允两句话。”
李鸿章：“难道不准分辩？”
伊藤博文说：“日本在广岛有60艘军舰，兵粮齐备，只要过了停战期限，中国还不签字，日本军舰将乘载增派大军立即前往战地，北京的安危不堪设想。”李鸿章表示清廷不能割让台湾，伊藤博文立刻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那么，日本立即出兵台湾。”
李鸿章：“再减2000万。”伊藤博文：“一两不可少。”李鸿章：“是否能割台一半？”伊藤博文：“断不能。”李鸿章：“赔款割地，双管齐下，如此口紧手辣，吾将来必记之！”伊藤博文：“如不在停战期限议定，将索赔更多，此乃大日本举国之意！”李鸿章：“交割台湾头绪复杂，能否在交割的时间上缓期？台湾既然已是口中之物，又何必那么着急！”伊藤博文：“尚未下咽，饥甚！”李鸿章：“难道两万万两仍不足疗饥？”
史书记载：“鸿章辩久，伊藤愈坚，且限四日复。鸿章电奏，得旨允可，乃互签约。”
1895年4月17日，中日《马关条约》草约正式签字。要点是：中国割让辽东之安东、海城和营口以南地区以及台湾、澎湖；赔款两亿两白银；对日开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时日本人的种种特权等。
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传来，大清国“举国哗然”。不要说把中国的国土割让给洋人是奇耻大辱，光一笔银两账就让国人觉得日子没法过了：当时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为8890万两白银，而给日本人的赔款是这个数字的近三倍，且三年内必须全部还清！于是，正在北京赶考的广东举人康有为拍案而起：“呜呼噫嘻！万里之广土，四万万之民众，而可有此约哉！”4月22日，以康有为为首的举人们上街了，他们不愿看到国家“闻声俯伏，甘听所噬”，他们要向朝廷递交一封请愿书，实际上是写给皇帝的一封信——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运动的开始。
而在台湾，民众得知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，“若午夜暴闻惊雷，惊骇人色，奔走相告，聚哭于市中，夜以继日，哭声达于四野”。于是，当日军上岛“接受”台湾的时候，他们遇到了“不可理解”的抵抗：战斗的一方是正规部队，另一方是一群将辫子缠在额头上的义军。台湾民众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是要“以示不甘为敌国之顺民”。他们张贴出布告，为自己近乎“自杀”的行为向大清朝廷、日本军队和全世界作出声明，其措辞之凄凉令人不忍卒读：此非台民无理倔强，实因未战而割全省，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。台民欲尽弃田里，则内渡后无家可归；欲隐忍偷生，实无颜以对天下。因此椎胸泣血，万众一心，誓同死守。
从日军在台湾岛北部登陆，一直到台南陷落，台湾义军的抵抗持续了半年之久。日本人以为签下《马关条约》他们就可以占领台湾，他们没想到的是台湾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村庄都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来换取。日军在占领台湾全岛的战斗中一共损失3．2万人，占日军侵占部队总人数的一半。
而此时，带着《马关条约》文稿和脸上的绷带回到国内的李鸿章发现，不但朝廷中没人理他了，他还成了举国上下的“公敌”。朝廷骂他办事不力，同僚说他丧权辱国，民间传言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，会写文章的人更是铺天盖地地指责他没有脊梁骨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堆满了慈禧和光绪的案头，李鸿章从“坐镇北洋，遥执朝廷”的位置上跌落下来，住在北京东安门外的贤良寺中不敢出门，每每“中夜以思，愧悚交集”，只有亲笔上奏光绪皇帝：“臣昏耋，实无能为力。泽盼皇上振力于上，内外臣工齐心协力，及早变法求才，自强克敌，天下幸甚。”
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导致列强纷纷效仿日本向清廷索要各自的利益，大清国不但国库一空，而且尽失沿海富庶地区。史书对此一后患记载为：“国乃不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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